2

 

夜里的公交车显得异常慵懒，售票员趴在售票台上已不再报站，她似乎相信这车上的乘客都是经常夜归的人，不再需要有人提示在哪里下车。

女人下车了，步态从容。壳子跟在她后面，像犯了错的孩子。他这才发现，那个女人身材修长，走起路来有种高雅的气质。

白裙内的臀部优雅地扭动着，像有小夜曲相伴。壳子关掉了Walkman，脑际间仿佛也充满着迷人小夜曲的舒缓节奏。

“咚！——”壳子感觉头一晕。“我靠……”他情不自禁地骂出了声，他的头撞到了车站亭的锈迹斑斑的立柱上了。

“啊？你怎么也下来了？”女人这才回头，仿佛刚刚发现他一起下了车。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”壳子捂着头，心里祈祷着：千万别见红。他习惯性地甩了下头发，但头发并不太听话，像被汗水和尘埃粘住的一样。

“你挺有意思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女人一边在前面走，一边问。

“我叫壳子……哦不，叫王永红，但别人都爱叫我壳子，”壳子跟在香气的后面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应和着。

黑石头本来是一个小村，后来都划成了近郊区，村里人都改成了城镇户口，但生活方式没有多大改变，道路还是那样狭窄，到处都是大石头，路灯昏暗。

“壳子，呵呵，这名字很有趣儿！”女人说。

“你也这么叫我吧！”

“好吧，壳子。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。我是改革开放那年出生的……”似乎是出于某种本能，壳子开始要坦白他的家世了。

转了几个弯，女人停在一个院门前，说：“你不会也住附近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壳子说。他抬头看到门牌号上写着“黑石头 189号”。

“记住了？”女人的眼光很犀利，可以查寻到壳子最轻微的举动。壳子感觉脸有些发热，像被人剥去衣服一样难堪。

“你到家了？这么近呀？”壳子所答非所问。不知不觉也驻了足。

“你不会要帮我开门吧？”女人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，边说边把手伸进了淡紫色坤包。

“不，不是，我要回家了……再见……”壳子说，但他感觉女人对他没有敌意，也不想防范什么。

“哈哈！”女人这笑声比较大。“明天是周六吧？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进来坐坐，我也喜欢那张摇滚！”

“你家里没人吧？这么晚了……”

“废话！当然没有了，有我就不让你进来了！”女人说话越来越干脆。

壳子跟了进来。院子很小，将将种下一棵香椿树和一棵石榴，石榴树上挂着不少果实，还有些花陆续地开放着。

“请坐吧！我叫秦菲，叫我秦姐好了。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！”女人给壳子倒了杯水。

“谢谢秦……姐，”壳子感觉这么称呼怪怪的，仿佛刚刚拉近的距离，一下子又远了。“我也一样，不是坏人。”壳子的小声支吾着。

“你要是坏人，我就不放你进来了！哈哈哈……”秦菲得意地笑出声来了。借助屋内明亮的灯光，壳子发现她的眼角上有几丝淡淡的皱纹。“说说看，你为什么叫壳子？”她放下盘在头上的长发。

“上小学时，我们家穷得叮当烂响，连铅笔盒都买不起。中秋节时，我姨来看我妈，带来一盒月饼，里面有精致的小盒子，我妈就让我用那个当铅笔盒了。同学们笑话我，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‘纸壳子”，叫叫得就成壳子了，”壳子轻车熟路地解释说，这段话他不知道说给多少人听了。

秦菲若有所思地听着，目光从壳子的脸上游离到牛仔裤上的两个洞上。“来听听你的摇滚吧，我也喜欢这盘CD，”秦菲打开了音响，装入那盘CD，顿时屋内飘满了低沉有力的声音。“邻居家老头心脏病，不能大声。”

“你是搞音乐的？音响真棒！”壳子看到一个慢慢的CD盘架，那上面有一套拿索斯的盘。“拿索斯真厉害，出这么多CD！”壳子很好奇。

“哈哈，拿索斯是一家公司，专门做古典音乐的，”秦菲解释说。“我上大学学的音乐，可惜没有毕业。”

壳子后来才知道，秦菲在大学里和一个高干子弟恋爱，结果怀了孕，高干子弟甩下2000块钱就不见了踪影，因为这，她被学校开除了。

“这么晚，你不告诉家里人一声么？”秦菲问。

“别担心，秦姐，我和我姑姑住，也经常不回去。”壳子的声音低了下来，看着脚下雪白的瓷砖说。

“你父母呢？”

“哦，我不知道。刚出生不久，我爸爸给我起完名字就不见了。他一直感谢共产党，连给我起名字都带个‘红‘字。改革开放后，他可能不习惯吧，精神有些错乱。他没怎么上学，那点学问都来自爱不释手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邻居们说他可能去了延安，总之是没信儿了。我上小学时，妈妈改嫁了，一去不返。我是姑姑给我带大的……”壳子的头更低了，语速很慢，这段经历一直像刀子一样，不停地割刮着他的心。

“对不起，壳子，”秦菲靠近了壳子，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。

沉默。只有音乐在倾诉。

壳子的爸爸叫王亮，是解放那年出生的，家中房屋一间、地无一垄，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。壳子的爷爷是一个老雇农，一辈子说的话不超过100句。王亮诞生那天，又赶上刚刚解放，壳子爷爷叨唠了整整一天，说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。当村中的接生婆把王亮从他妈妈肚子里拽出来，王亮的哭声简直像打雷一样，给壳子爷爷乐坏了，说：“终于有了个带把儿的！天要亮啦！就叫王亮吧！将来准畅畅亮亮的，哈哈哈！”

但未来的生活没有像壳子爷爷期望的那样简单，家里孩子多，山区地又少，整天还是有上顿没下顿的。后来王亮娶了一个地主家的漂亮女儿，就是壳子妈妈。当时王亮要不是家穷娶不到媳妇，绝不要地主家的闺女。婚后王亮一直用自己不多的思想认识帮助壳子妈妈搞思想改造，讲社会主义、讲革命有理，壳子妈妈总是用沉默应对着。这样不默契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，或许因为这种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吧，壳子妈妈一直没有怀上孩子，直到改革开放的前一年，那是一个夏日的深夜，王亮研究完“两个凡是”便趴在壳子妈妈身上，卖力地干了起来，那次是壳子妈妈第一次感觉到做爱还有这般乐趣，径自地呻吟了起来，吓得王亮赶紧捂住了她的嘴，并把壳子播撒了出来。

壳子妈妈是个善良和勤劳的女人，生下壳子后不到三天就自己做饭了，而王亮依旧整天读《毛泽东选集》。1979年春天，王亮谁也没有告诉便离家出走了。后来家人在他那本《毛泽东选集》里发现一个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 

 

壳子今年十九岁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爸爸能活着回来。壳子妈妈后来嫁给了一个岁数很大的老头子，到外地安家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她或许不是不想等他丈夫回来，而是不得已。壳子清晰地记得，他小时候，村里的支书和会计经常跑到他家里来“串门”，待到很晚都不走，还经常对妈妈动手动脚，妈妈经常偷偷地流泪。

壳子从来没有怨恨过妈妈，只是不明白爸爸到底为什么出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