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民族之德

什么是中华民族？
这看似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，但如今又有多少人能说明白？关于“中华民族”，从词源上有许多考证，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，这个概念早已存在了，只是没有用这四个字表达而已。
对于名词来源的考证，不妨有，但却不能以次来敷衍人心。中国近现代，逐渐有了重实证的风气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凡事有利弊。我们应该看到，有多少人利用“实证”、“考据”来编造新的谎言、愚弄百姓。任何用心不诚的考据，都会导致坏的结果；任何动不动冠以“最”的学说，都不免招摇撞骗之嫌。
以对“民族”一词的考据来看，占优势的观点是说这是个外来词，即近代来自我们的东海邻居日本。但这种坐井观天式的考证结果，显然是没有深入阅读中国基础古籍的结果。其实，早在公元六世纪《南齐书》列传之三十五《高逸传·顾欢传》中，就有“今诸华士女，民族弗革，而露首偏踞，滥用夷礼”语句提及“民族”一词。虽然这句话中的民族一词与今日的“民族”含义不太一致，但显然有演绎的关联。
将“中华”与“民族”连起来、作为一个词组用，则是近100年的事。但这个词的形成时间如此，并不是表明我们中华民族才存在了100年。
据目前考证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最早出现在书籍文稿中，是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的《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》。该文中写道：“上古时代，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，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，一曰国家观，二曰世界观。”1905年，梁启超在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中，7次以上使用了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，“今之中华民族，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”，它是“我中国主族，即所谓炎黄遗族 。”
虽然这一词汇正式出现在文稿中较晚，但在日常言语中，这一词汇应使用更早。其实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长期以来，中国人意识中的“中华”概念，可以等同于“中华民族”。
“中华民族”首次在外交这样的正式场合的使用者，应是袁世凯。历史背景是在中国第一个共和国刚刚成立时，国基不稳，此时沙俄对我中华垂涎欲滴、居心叵测。1911年12月1日，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，在库伦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“大汗”的所谓“大蒙古帝国”。针对这次分裂图谋，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予以坚决反对，在他的授意和支持下，1913年初，在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“联合东蒙反对库伦”，并通电全国申明：“数百年来，汉蒙久成一家，我蒙同系中华民族，自当一体出力，维持民国。”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。 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态，显然与袁世凯的支持和倡议相关。在此之前，袁曾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：“外蒙同为中华民族，数百年来，俨如一家。”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“中华民族”这个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，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。

客观看待袁世凯

仅就这一件事来说，被不少后人唾骂的袁世凯就比不少自我封爵者高明得多、有贡献得多。因此，到底谁是卖国贼、谁是民族英雄，历史自有公论。袁世凯是有缺点，但我们一定不要因此而全盘否定。很多人都为京张铁路而自豪，但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正是袁世凯，是他慧眼识得詹天佑；而现代化的陆军体系建设，也与袁有直接关系；袁世凯还开创了中国的警察制度，很多体系一直沿用至今；中国的第一个女校也是袁世凯主持创立的，当时设在天津；更重要的是，正是有了袁世凯的推动，中国共和革命才能提早胜利。
我们常说，满清的腐朽统治是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推翻的，但这只对了三分之一：满清统治是以“逊位”结束的，而不是被暴力推翻的。而当时让清朝统治者逊位的关键人物正是袁世凯。孙中山对于中国的共和革命当然功不可没，他也参加过一些起义，但准确地说，他是中国共和革命的精神领袖，而非战略家。孙中山在10几年中，大大小小在中国组织了十几次武装起义，这些起义并没有推翻满清统治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满清的根基。在这一次次武装争斗中，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啊！武昌起义后，虽然得到了南方诸省的响应，但如果袁世凯掌握实权的北洋军队真的迎击革命军的话，中国的共和革命还不知道到何时成功。的确，清必亡。但亡在1911年还是亡在1949年，带给中华民族的创伤不一样，所导致的历史结果也会不一致。因此，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段历史、不肯承认袁世凯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，就无以还中国共和革命一个本来面目，就是歪曲和阉割历史。
有哪个百姓愿意整天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？孙中山是一代伟人，但他也不是完人。他太高估中国的民智了，为了制衡袁世凯的权利，在共和国刚刚建立初期，就实行内阁制，在一定范围内操控舆论，等等这些做法，也为袁世凯的后来称帝复辟起到了客观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关于这段历史，国民党有意进行了歪曲，共产党也进行了剪裁。但我们一定要还给后世子孙一个本来面目，这才是今日学子应该做的正事。

定义中华民族

回过头来，我们需要给中华民族一个准确的定义：中华民族，指从古至今以至未来的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有亚洲黄种人的遗传基因，并从心理上对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有认同感和皈依感。所谓汉文化，就是以儒家文化、道家文化为纲，以法家、名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一切中国文化理论为辅的文化体系。这之中，当然包括被汉化的宗教体系，比如佛教等。
本文这个关于“中华民族”的定义，比一般的定义外延为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：
第一，中华民族的概念必须是泛国界的；
第二，中华民族必须肩负全人类的长远使命；
第三，中华民族的核心标志和价值是汉文化，而不是任何舶来的文化体系或宗教；
第四，汉文化对任何其他文化体系，可以并必须兼收并蓄，为我所用；
第五，中华民族必须恪守传统的美德，中华美德是人类的精华所在。

关于中华民族，我们需要明晰：
第一，中华民族共祖同宗，不可迷信单一的祖先，例如黄帝或炎帝。一切中华圣贤，皆是我们应该拜仰的祖先。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，在这样的灿烂文化环境中，成长了许许多多的圣人豪杰。因此，三皇五帝是我们的祖先，历代贤明帝王是我们的祖先，历代的圣人学士是我们的祖先，历代的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服务或献身的人也是我们的祖先。泛言之，我们一定要首先吸取民族文化之精华，在此基础上广采博闻，吸收容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。
第二，不可用单一文化学说来代替汉文化。例如，不能说汉文化就是五行文化或阴阳文化，也不能说汉文化是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。即，对汉文化不能一言以蔽之。
第三，汉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最优秀分支，汉文化有如下十大美德：平等、公正、中庸、兼爱、和谐、节俭、诚信、忠义、柔韧、谦容。这些美德并不是汉文化美德的全部，而是最有代表性的。汉文化、中华民族具备一切人类美德。任何民族都具备一切人类美德，只是显扬的多少而已。

　
五色旗之争

中国历史上第一面被世界承认的国旗是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，即五色旗。围绕这一面旗帜的争夺，就是一部中国共和史缩影。
1912年1月10日，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，使用五色共和旗（或称五色旗）作为国旗，含五族共和之义。但孙中山一直坚持用党旗，即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。出于妥协，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，青天白日满地红被订为海军旗。
五色旗为什么受到包括中华民众在内的多数党团个人的接受，大概因为以下几点：（1）最能代表中华文化；（2）构图平和，最能代表共和之义；（3）代表五方，寓意五洲，体现中华民族的远大报复。相比较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显得极权、血腥、极端甚至专制。应该说，
五色旗之所以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，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于“革命时期”，而是因为以上三点原因。
但这面旗帜飘扬的时间并不长，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她有影响的时期内，还被不同的反动集团所利用，成为专制或殖民的工具。但等等这些，都与这面旗帜本身无关。
按照一般解释，五色旗由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组成，分别象征中国汉、满、蒙、回（穆斯林）、藏五大民族。但任何一面旗帜的含义，绝不仅是几种，而是有丰富的文化、历史内涵。作为国旗，唯有具备越多内涵，也就具备了更多德的显示，才能赢得一致尊敬，才能具有崇高的含义，真正树立国家威信。关于五色旗的含义，我想大家都会体会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11年12月25日，孙中山归国抵达上海，欢迎他的是街头巷尾的五色旗。12月31日，沪军都督陈其美急令从上海调运500面五色旗至南京。第二天，1912年元旦，孙中山乘火车从上海赴南京履任。下午五时，孙中山抵南京下关火车站，换乘小火车入城，“沿铁路遍悬五色国旗，密布军队……各街店户悬挂烛笼，夹以民国旗帜(指五色旗)，颇为壮观。”彼时彼景，孙中山一定又兴奋，又遗憾。
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即将成立，但关于国旗的争论并没有结论。黄兴等多数人支持五色旗，孙中山等“一小撮”支持用党旗。现在看来，孙当时的做法非常不明智：既然要搞共和，当然不能以一党之见而命全民之志。

1912年1月10日，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、铁血旗为陆军旗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，将方案报请孙中山颁布。但孙大总统内心非常不悦。在1月12日的《复参议会论国旗函》里，孙中山称：“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：武汉首义，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；苏、浙则用五色之徽志；今用其一必废其二，所用者必较此为最良，非有绝大充分之理由，不能为折衷定论。故本总统不欲遽定之于此时，而欲俟满虏既亡，民选国会成立之后，付之国民公决。”态度坚决地搁置了该方案。孙中山还对五色旗进行了全面否定：“(一)清国旧例，海军以五色为一、二品大官之旗，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，未免失体。(二) 其用意为五大民族，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，如以黄代满之类。(三)既言五族平等，而上下排列，仍有阶级。”
孙中山贬低五色旗，致意用党旗代国旗，不过是认为“革命是我发动的，那么多人为之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总该留点儿念性吧”，骨子里，是专制思想在作怪。可谓：世间事，道理易懂，践行尤难。孙提出不用五色旗的理由有些牵强，这也反映出，他在政治上、思想上的不成熟：
首先，五色旗与满清海军“一、二品大官之旗”并不是一回事。清海军全军统领所用旗帜确为五色，但其色彩排列自上而下为黄白黑绿红，并在上角钉单锚，而民国的五色旗却是红黄蓝白黑五色自上而下排列。
其次，五色代表五大民族之说，并不是五色旗所要表达的主旨，五色旗的核心思想是汉文化，是平等、统一。孙中山用偷梁换柱的论证方法来否定五色旗，的确不是上策明举。
第三，孙认为上下排列，还是有阶级之分，这更加牵强。很多国家都是色条旗，或代表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或代表民族，或代表地区，而排列必有顺序，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左而右，以此来推断阶级说，说明孙中山思想深处真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烙印。阶级论没错，但把一个有阶级的社会说成是没有阶级的社会，这样的做法比阶级论更可恨、更有害。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“文革”时期的出身论不是比阶级论更倒退、更有害么？

对于这面为多数人接受的旗帜，孙中山恨之入骨，他说：民国成立以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全因为这面“四分五裂之官僚旗”，“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。夫满清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，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，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，而满清武人之难以灭绝也。天意乎？人事乎？” 在孙中山看来，国旗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。
孙中山对五色旗虽有过一次妥协，但五色旗的命运似乎随着孙先生的个人好恶而起伏。1921年5月，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，明令废止五色旗和十八星旗，代之以青天白日旗。但很多人依久热爱五色旗。1923年8月在广州举行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评议会，会场上悬挂着五色旗。孙中山看到后很不高兴，训导道：“我想你们对于革命的主义和精神怕不大明白，恐怕对革命的认识与历史也不大明白吧。比如五色旗，你们刚才向伊三鞠躬，我就不。你们一定以为我不敬国旗了，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满清一品官的旗？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，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，成什么话！”次年9月，国民党通告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，青天白日旗为党旗、军旗。11月，孙中山乘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“永丰”号兵舰离广州经香港北上，港英当局称：舰上改挂五色旗，方可按外交礼节接待。孙中山断然拒绝，宁可不在香港岛停留。这时，国际上承认的依然是五色旗。1925年3月，与五色旗斗了十几年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。
但接下来由国民党“专政”的国民政府在北伐的同时，没有停止讨伐五色旗。1928年12月，张学良进行“东北易帜”。东北全境以几万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了五色旗。五色旗终于走完了它的生命之旅。一个时代结束了。国民党容不下一面反映人民意志的旗帜，又怎么能在中华大地长久立足呢？

未来五色旗
一面旗子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这就像德行操守一样，你缺德了，但“成功”了，最后还是王侯待遇。但是，报应迟早会来的。在一部电视剧中，袁世凯有句名言，大意是：“什么是政治？政治就是宁可犯罪也不要犯错。”连犯罪都可以，更别说缺德了。而缺德的任何行为，在中国更是有“见仁见智”、“各有利弊”之辩说，仿佛没了判断标准。但所有中国人似乎都忽视了，人还有本真，人还有灵魂。一部戏剧里有句著名台词：“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；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！”天在哪里？天不就是我们的本心么！
五色旗虽然不会在飘扬了，但那只是暂时的。因为代表国魂的中华之心不死，五色旗就会重新飘扬起来！也许它不是以前的颜色排列顺序，但它所代表的含义却不会改变。
笔者看来，五种颜色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，或自外而里（飘扬端到旗杆端）的顺序依次为这样更好些：白色，红色，黄色，蓝色，黑色。这样更符合逻辑，视觉上也更显完整，没有分隔感，其所代表的含义依次为：
白色----平等和公正；象征阳光，引申为纯洁，方向在西；五行为金星，季节为秋；
红色----热情和兼爱；象征生命，引申为变革，方向在南；五行为火星，季节为夏；
黄色----富强和尊严；象征土地，引申为中庸，方向在中；五行为土星，季节为长夏；
蓝色----理想和自由；象征海洋，引申为浪漫，方向在东；五行为木星，季节为春；
黑色----智慧和谦容；象征神圣，引申为继承，方向在北；五行为水星，季节为冬。

我相信，如果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平等和公正的觉悟，有热情和兼爱的情怀，有了富强和尊严，有高尚的理想和自由的环境，兼顾着智慧和谦容，那么，煌煌华夏一定会再次屹立在世界之巅！！

0902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