拥挤的街道变成灰色
　　　　　　没有刻度和蠕动，你
　　　　　　成功地避开了观众的仇视
　　　　　　看着自己的眼睛，在窗外
　　　　　　陌生地盯住自己的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《癫女》

心灵结构解读（续二）：政教合一与教政合一

于是你问：上节关于宗教的讨论中，你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时期的“教政合一”的国家。我们听到的一般概念是“政教合一”，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呢？
是的，有一些区别。所谓政教合一制度，英文叫caesaropapism，它的定义我们可以从网络上查到：
“政教合一制度就是政权和神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。其基本特点是：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，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；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，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，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。”
　　
我们接着看对这一制度的解释：
　　“政教合一制度在中世纪时期拜占庭帝国、沙俄、阿拉伯帝国、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实行过。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，需要利用宗教；而宗教首领为了扩大影响、争夺势力，也需要与封建统治者的联合。掌握神权与掌握政权的两大集团既彼此争夺权势，又相互依赖和利用。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控制政权或由封建君主担任教主的局面。如拜占庭当教会的保护者和宗教事务的主持者；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滥用权力干预教会事务；英国亨利八世规定教会必须服从君主等。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结合最密切的形式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，多数国家实行政教分离，相继废除政教合一制度。但仍有少数国家实行这一制度。”

欧洲中世纪（约公元476年~公元1453年），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隋唐宋时期，这个概念是后人定义的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欧洲的中世纪是非常黑暗的时期，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，夹杂着奴隶制基因的封建制度在欧洲横行一时，直到1453年文艺复兴、资本主义萌芽。在这一时期，恰逢中国最辉煌的时代，而欧洲人民则生活在“水深火热”的痛苦之中，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科技和生产力受到制约，根本上是因为文化上的禁锢。

欧洲中世纪的典型特征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。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，建立了教皇国，并且伪造了《君士坦丁赠礼》文件，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、拉特兰宫等地交给了教皇。那时的教皇完全不是主耶稣的“代言人”，而是疯狂的专制者。他强奸、戏弄着圣经的教义，用一元论严格控制着文化、思想。
不仅如此，教会还主张禁欲，并把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，胡说什么“把一切献给上帝才能死后上天堂”，大肆聚敛民间财富，甚至连神职都可以买卖。
教皇开动着国家的机器，不允许任何异教的声音出现，为此，设立了严厉的刑罚。在教皇的统治区内，不仅不允许出现异教徒，而且连教育都要为教皇服务。这种制度严酷阉割了人民的创造能力、表达权利和对于科学的追求。在教皇格高列里一世（590年~604年）时期，古罗马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。
政教合一体系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。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宣布合法化基督教后，教皇们便唯我独尊，其残暴和傲慢连中国历史上的“暴君”也望尘莫及。宗教法庭对于科学家的迫害更是极度残酷和不人道的：
在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因坚持“日心说”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之前，女数学家希柏提亚（375-415) 被脱光衣服、拖进教堂，魔鬼般的教士用海贝壳剥削她的肉，砍掉了手脚，然后将她掷入火中。希腊女数学家海帕西娅也因传播科学知识，而被教会施以酷刑，最后被烧死。科学家帕利西因说化石是动物的遗体而不是“造物主的游戏”，被“宗教裁判所”判处死刑。塞尔维特在《基督教信仰的复兴》一书中提出血液循环的见解，被烤烧两个多小时后死去。比利时生理学家维萨留斯，由于出版了解剖学著作《人体结构》，于1564年被迫去圣地——耶路撒冷作忏悔，归途中遇难。

可见，即使是对人类历史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宗教，一旦其权利得不到约束时，也会变成魔鬼。而那些本来“名不正、言不顺”的邪教一旦掌握了国家机器，便会对人类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这就是“一元论”的最大害处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，也没有绝对正确的宗教。任何宗教凌驾于人性之上，就会成为人类的敌人。政教合一制度必然导致专制，必然生成暴君。
中世纪的黑暗统治，让人们认清了宗教的本质，认清了人类自身才是主宰者，“上帝”存在于每个人心中，上帝允许任何人平等地表达观点，表达喜憎。
与欧洲中世纪宗教对于科学的残酷压制不同，中国历代压制的是反对“皇权”的人，其实，这两者本质没有太大区别。换句话说，政教合一与教政合一所导致的结果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专制统治。
但二者也是有区别的。政教合一的出发点是“政”，而“教”只是工具和遮羞布；教政合一的出发点是“教”，而“政”是手段。政教合一要强制人民去皈依一种信仰，不允许有其他信仰，且其实际执行的教义往往背离原始教义，其教育的出发点是教堂，终点也是教堂。而教政合一的基础是民众教育，没有明确的教主，教义往往不是唯一的。
由此可见，教政合一比政教合一进步很多。

教政合一是中国统治的一个特色。中国历代虽然宣扬“三纲五常”，但并不强迫每个人必须熟背《论语》。而中国国教的最大特点还在于，它没有形而上的“神”，它的基点就是人性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会产生相当大的自由空间。
例如，同在中世纪时代，中国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十分宽容，儒家思想者是社会的主流，与此同时，佛教和道教都有较大发展空间。佛教在中国的盛行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，中国文化没有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削弱，反而同化了佛教。净空大师认为，中国翻译的佛教著作，其境界要高于原著，这正体现了中国儒、道文化的精深伟大。唐朝中期，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，景教（基督教聂斯脱利派）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。但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，史称“会昌灭法”，这不仅打压了佛教，也压制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繁荣，为唐朝的衰落埋下祸根。

因此，今日社会必须实施政、教分离的政治体系。从六极图上可以看出，宗教在化的层次上，而国家整体是在物的层面，国家的法律是力的层面。低级层面是发展的基础，而高级层面才是发展的目标。因此，国家整体、法律必须为文化、科学、教育、宗教服务才行，如果把国家利益、政党利益、集团利益凌驾于“化”的上面，就是本末倒置，就是逆潮流，就是无理，就是不道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实施政、教分离的基础有两点：首先是宗教信仰自由，这在《宪法》中已经有体现；其次，政党不能试图把自己的主义、信仰带给或强加给政党之外的任何人，它必须有严格的界限，不能逾越。政、教分开，其实是“党政分开”、“政企分开”的基础和前提。没有政教分开，就没有党政分开，当然也就没有政企分开。中世纪的事例已经告诉我们，政教不分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局面，必然导致卖官渎爵。没有政教分开，就不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文化繁荣，也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创新能力，不会有所谓的“核心竞争力”。
好在，今日中国已经走向了政教分开之路，但任重道远，至少还要付出一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行。

精神疾病的起因

你问：在心灵结构图上，如果内层对于外层的制约作用没有了，会导致什么结果？
首先，需要明确的是，这个制约作用不会完全消失，但会降到非常微弱的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相感和相摩作用会被放大，也就是说，原心层会更强烈地感应到知识层，知识层会强烈地感应到情绪层，以致产生“强制”作用。于是，情绪便不受控制了，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，马上会反映到情绪上来，极度地敏感。此外，这样的人对自己的先天命运有极高的认知力，他会有某种特殊的预见能力。在医学上，这属于一种精神疾病，或者说叫臆想症。我们看到，受到政治压力、政治破坏的人经常会有这种征兆，比如江青和林彪。这是因为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们要极度压制自己的欲望层，不让本来很强烈的贪欲、占有欲、官欲表达出来，将这一层的制约功能破坏或者削弱。
任何精神疾病都是来自心灵结构失去平衡。例如，精神抑郁症是缘于欲望层对于情绪层的控制力过于强盛，导致这一层过“厚”，从而挤压了“知识层”和“理智层”，这样的人的表现是外表平静，但内心极度紧张，对事物的关注力不能持久，健忘、失眠和忧郁。
因此，情绪不能刻意控制，欲望不能任意放纵，认知不可过滥无序，理智不可逾越仁爱礼义。

获取直接知识的途径

你问：人除去用感觉器官获取直接知识外，还有没有别的途径？
有的。在原心层中蕴含着大量的信息，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知识层与原心层的“感应”关系获得。此外，本真具有无限信息、无限知识，它和理智层有感应关系，而理智层与知识层有制约关系，知识层因此可以通过这种制约关系间接得到本真的信息。但这种间接的获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于灵魂的存在与否存在争议的原因。但是，人们对于“命运”是相信的，因为原心层与知识层有直接感应关系。
感应关系传递的是信息。制约关系传递的是主动力。相摩关系传递的是反作用力。
主动力导致的是模仿，或者称为效法。反作用力导致印痕的发生，犹如车轮轧过土路一样。原心层对于本真的反作用力就是留下个性的标签，但这个标签却记录着一个个体的所有信息，并将遗留下去。

入土为安

于是你问：一个暴君曾说：“在我死后，哪管洪水滔天！”人死后，本真以外的结构都会消失，那是不是说，死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？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了？
其实，这样的暴君想死也难。因为本真不灭，灵魂不死，一切恶行都随标签流转。人死之时，洞天大开，善恶尽见，善者安详而去，恶人至死而灵魂不净，这不是最大的痛苦么？历史的暴君的下场如何呢？《史记》中不是记载了很多暴君死后，尸体都得不到及时入土，有的要颠簸几百里，遗臭一路（比如秦始皇）；有的则因为宫廷斗争，死后半年还烂在床上；有的则因作孽太多，被后来者挖坟曝尸……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入土为安”。大意是说，人死后最好的去处是大地，要及时掩埋，这样灵魂可以被及时超度而流转。如果尸不安，那么灵魂就得不到超升，就成了我们常说“孤魂野鬼” ，如找不到土地的种子，这是何等痛苦啊！

0901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