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王恶其乱，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不穷於物，物不屈於欲，二者相待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养也。”
---《荀子·礼论》
《礼书第一》解读·续一
六、大礼从简，大景若无。
古代帝王为了达到尊君重上的目的，而设置了复杂的礼仪，折腾别人，也折腾自己，这是不可取的。所谓礼，不仅为了标定上下，更是要“与人方便”。以礼待人，以德养心，是一个重要的人生法则。
下面这段话，司马迁讲了自秦而汉武帝时的宫廷礼仪变迁：
“至秦有天下，悉内六国礼仪，采择其善，虽不合圣制，其尊君抑臣，朝廷济济，依古以来。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，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袭秦故。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，少所变改。孝文即位，有司议欲定仪礼，孝文好道家之学，以为繁礼饰貌，无益於治，躬化谓何耳，故罢去之。孝景时，御史大夫晁错明於世务刑名，数干谏孝景曰：‘诸侯籓辅，臣子一例，古今之制也。今大国专治异政，不禀京师，恐不可传後。’孝景用其计，而六国畔逆，以错首名，天子诛错以解难。事在袁盎语中。是後官者养交安禄而已，莫敢复议。 ”
这段话，大致讲了三个事：
（1）秦朝礼仪的设立，是吸纳采用了六国礼仪的精华，因此秦二世虽然暴政亡国，但秦朝礼仪对于后面朝代还有很大影响。“不合圣制”，可以理解为不合乎圣贤的礼仪理论。司马迁认为，秦朝礼仪起到了尊重君主、抑制群臣权利的作用，对于社会稳定依旧有所助益。我们知道，秦始皇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，改诸侯制为郡县制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。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中央集权制，保持了政体稳定，也为经济、文化交流大开方便之门。如果还是诸侯封王的高度自治格局，必然影响经济、文化互通。
（2）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后，再次平息了中国的战乱局面，其宫廷礼仪、官员管理体制基本沿袭了秦朝的做法，变化不多。刘邦的统治成功不成功呢？看看他死后的历史变迁就知道，刘邦沿袭秦制，没有树立符合当时适宜的礼节制度，是导致吕后乱政的根本原因。刘邦之后，其子刘盈当政，即惠帝。惠帝遗传了他父亲慈爱的性格，但没有经过社会实际历练，性格柔弱，耳软心活，仅仅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，便华年早逝。此后，惠帝的母亲吕后便有恃无恐地跳到前台，扫除异端，封侯诸吕，搞家族统治。吕后死后，宫廷再次政变，诸吕被杀，政权回归到刘姓手中。可以说，刘邦之后，到孝文皇帝之前，汉朝宫廷斗争血雨腥风，牵扯到很多无辜丧命。而当时社会并没有乱，老百姓生活还好，这恐怕和汉朝因袭秦朝先进礼制、政制有关。
（3）孝文皇帝以“德”治国。汉文帝刘恒，是刘邦的第五个儿子，被封为代王，都城在今日河北蔚县。相当于为国家镇守西北边陲，天高皇帝远，加上刘恒本身谦谨低调，没有被吕后加害，这为汉氏江山留下了极其宝贵的“火种”。吕氏政权被大臣们迅速亡掉以后，这些大臣决定迎回刘恒做皇帝。这个决策英明，并最终形成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。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颂的皇帝，他极其智慧、谦虚、仁爱，办事果断、和亲百姓，处处以身作则。在外交上，刘恒主张防御而不侵犯、不骚扰百姓，深得大理。在礼仪上，汉文帝刘恒主张一切从简，节约为上；在祭祀上，更是不忍花费百姓的税收而兴土木，处处以养民代祀神鬼天地；在法律上，他亲自废除了三大肉刑，主张尊重人性民权，以教代罚，以感为先。刘恒是中国最伟大的统治者，其治国理念、手法是超越时空的，值得世世代代统治者学习。司马迁认为，刘恒“好道家之学”，恐不全是。刘恒精通道家之学为体，而以儒家仁爱之法为用，才是他最闪光的一面。
（4）刘恒在位23年后，其子刘启继位，谥号孝景帝。刘启继续实行刘恒得“休养生息”政策，社会经济繁荣，国内殷富，府库充实。但刘启缺少改革的魄力，立场也不坚定。当时主管刑罚的御史大夫晁错，多次向他提出建议，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，削弱诸侯势力。这个建议本身没有错，错在要有好的方法来执行。作为主管刑罚的晁错肯定向刘启提出了方法，但此法绝对是很强硬的，没有顾及到诸侯利益，最终酿成“吴楚七国之乱” （司马迁这里说是“六国畔逆”）。诸侯乱了，刘启更没了主意，于是又走错一步棋，听了奸臣建议，把晁错杀了。结果，导致“养交安禄而已，莫敢复议”，就是大臣们整天喝酒交朋友，安于俸禄而不作为，对朝廷大事也不做建议。刘启的故事告诉我们：皇帝光有德行远远不够，还必须还要有正确的判断、正确的方法、果断的策略才行，否则和昏庸皇帝没有什么区别。皇帝不作为，下面的官员哪里敢作为呢？所以政令不通、官吏不作为甚至贪赃枉法等现象的发生，根本原因在最高的领导层。
七、祭祀天地鬼神，应有节制。国家礼制应以民心所向，以教化为本，以善行养育为目标。
景帝之后，武帝刘彻登基。在文化上，他奉行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策略；在政治上，进一步削弱诸侯势力，实现中央集权；在个人修养上，他有些像秦始皇，惑于求仙问药，梦想常生不老；在祭祀上，更是登峰造极，拜祭封禅异常频繁；在外交上，他以战代御，先后以卫青、霍去病为将，长期征战匈奴，虽最终击败匈奴，但也埋下许多祸根。武帝是汉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共维持了54年的统治。
就像他的名号一样，刘彻尚武。这点也与秦始皇相似。此外，他在用人方面也比较有眼光，可以说他就是汉代的赢政。公元前八七年，刘彻病故于出巡途中，这样的结局也和秦始皇一样。刘彻仰仗先皇积累的厚德，保持了社会的繁荣昌盛，但一生功过各半。在礼仪、文化上，他虽然繁荣了儒学，但也压抑了其它学术学说。特别是他好术数，信占卜，更是歪曲了“天命”、“天兆”的真实意味，给中华文化埋下了长期的祸根。与之相比，文帝就智慧通达得多：文帝时，也多次出现日食现象。文帝看到这种天象，不是向方士问破解之法，而是自省“德性不够”，想方设法实施利民利国之举，这才是正确使用术数的方式。圣贤不畏天命，但怕自身无德。只有有这种认识，人生才能突破，世界才能进步。文帝更不怕死，他说：生死都是自然规律，有什么可怕、可悲哀的呢？
接下来，司马迁叙述了他所在时代（汉武帝）的礼制情况：
“今上即位，招致儒术之士，令共定仪，十馀年不就。或言古者太平，万民和喜，瑞应辨至，乃采风俗，定制作。上闻之，制诏御史曰：‘盖受命而王，各有所由兴，殊路而同归，谓因民而作，追俗为制也。议者咸称太古，百姓何望？汉亦一家之事，典法不传，谓子孙何？化隆者闳博，治浅者褊狭，可不勉与！’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封太山，定宗庙百官之仪，以为典常，垂之於後云。”
从这段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：武帝继位后，找了很多儒术之士，来制定礼仪，但干了十年没有什么突破。于是有人说了：古代时期天下太平，老百姓和谐相处、欢欢喜喜，因此要效法采用古时风俗，来制定今日的礼仪。这种迂腐无为的思想，为武帝所不屑。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力量的话：“凡是接受天命而成为皇帝的人，各自都有兴盛繁荣的条件和方法。殊途同归。根本上，就是要依据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来制订礼仪规范，根据当下国情民风来设立制度。你们这些讨论制度的人，动不动就把遥远古代的事情搬出来，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汉朝是一家帝王的事业，自己的典章法律制度不能流传下去，而去寻古之制，将来跟子孙后代怎么交待呢？志向远大地教化众生，气魄自然恢宏广博；而目光肤浅地治理国家，就会走偏路、走死路。这不值得深思么？！”
刘彻是个实干家，他不仅这么认为，而且大刀阔斧地执行。于是他组织改变历法、改换了服装崇尚的颜色、封禅泰山，制定了宗庙百官的礼仪，并作为书面制度，以执行和流传。
刘彻到底说没说过这段话，已无法考证。如果他说过，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贤明的皇帝，但为何沉湎于求仙问药呢？因此，这段话更像司马迁假借刘彻口吻说出的，实际是司马迁对于礼仪制度的深刻见解。司马迁当时任太史官，也是朝廷要员，因此与刘彻接触很多，对刘彻非常了解。从司马迁对汉朝前几位皇帝的传记中就可以读出来，他最钦佩敬仰的皇帝是汉文帝，无奈他生于武帝时期，身为要员，绝对不能对皇帝、朝廷有所微词，这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应有的行为。因此，他假借皇帝之口，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，也是非常礼貌的做法，我们不能理解为虚伪。
在接下来的篇章里，司马迁大篇幅引用了《荀子·礼论》的文字，从理论上阐释礼。司马迁这么做，我们不能认为是简单的抄袭或剽窃。古代写史书的人，就是要择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、事件、文化作品，用最真实的语言来表达出来。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。司马迁直接引用《礼论》文字而没有说明出处，与古时的治学方式、治学传统有关。
孔子说：“述而不作。”意思说，我所表达的，都是在陈述一种本来存在的道理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。既然这样，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搬过去用，而无需付“版税”。这是一种非常开明的态度，一般人难以理解和达到。时至今日，虽然有了版权法、有了版税制度，但国际惯例依旧认为，公式、公理、定理等是没有版权的，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。
今日治学，更加严谨。就是凡所引用，一定注明出处来源，一是为尊重原作者，二是为了真实可靠，后来学者可资查证。这是一种进步。但这种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，比如你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学术文章，注解多于本论，有的书籍则是闪烁其词自己的观点，旁征博引他人论断，让人看了找不到方向。这就是大错误了。
八、礼以制欲，礼用养人。
关于修养，孔子有个家喻户晓的说法：克己复礼。这个观点，当年受到很多“专家”的批驳，受到不少“革命干将”的奚落。但等等这些，都无损于这句真理的光芒。孔子讲克己复礼的真实含义是：人要修养，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和情绪，所谓“人不知，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一个有修养的人，心中挂牵的是宇宙万物，是他人他物的利益，因此要消除自己的贪欲，在情绪上更不能愤怒。那么如何做到这点呢？就是要“复礼”。复礼有两个含义，一是恢复礼仪礼制，倡导人伦道德规范；二是要身体力行礼仪制度。在今天，就是要人们讲文明懂礼貌，恪守道德规范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等。即使社会发生再大的变革，这些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，否则，人和禽兽的差别就没有了。
佛教告诫人们要戒除贪嗔痴慢，依佛法行事，最终达成智慧觉悟，本质上就是“克己复礼”。
明辨这点，下面的论述就不难理解了：
“礼由人起。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，忿而无度量则争，争则乱。先王恶其乱，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不穷於物，物不屈於欲，二者相待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养也。稻粱五味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茝，所以养鼻也；钟鼓管弦，所以养耳也；刻镂文章，所以养目也；疏房床笫几席，所以养体也：故礼者养也。 ”
“礼由人起”，讲了礼的本质。礼仪的起点是人，终点也是人，礼就是人类效法天地大理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方式方法，最终是为了人类达成、人类进步服务的。它是个必要的手段，而非最终目的。
“人生有欲”，这个欲，就是欲望。本真世界论总结了六大欲望：物欲，控制欲，性欲/生殖欲，爱欲，化欲和本真达成欲。而实际人的欲望有很多，很细致。欲望都是坏事么？不是。只有人不能认清欲望，不能控制欲望时，才是坏事。人生有欲的另外含义是：欲望是人固有的东西，生而有之，因此人不能因为有欲望而厌恶自己。
“欲而不得”，是指欲望没有得到满足。每个人都要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希望生活富足，阖家团圆，这些都是正常欲求。但是不论什么欲求，只要不得到满足，这时就会“不能无忿”。忿，就是情绪。比如愤怒，忧伤，嫉妒，恐惧，失望等。欲望得到满足，其实一样会产生情绪，比如欢喜，满足，幸福等。但这些情绪对别人的影响都是好的，都是利他的，因此不是“忿”，忿，是不好的情绪。
那么，情绪是不是也是坏事呢？不是。有欲望就会有情绪，这也是自然规律。但是，“忿而无度量则争”。情绪失控，自己没有度量，就会产生争执、争端，就会做违法乱纪、违背道德的坏事，就会明争暗斗，产生种种相关的行动出来，这样就要乱了。所以说， “争则乱”。
社会动乱，谁都不愿意看到，尤其是皇帝更不愿意看到。原因有二：社会动乱说明自己没有德行，这样的皇帝要留下千古骂名；皇帝也有志向，希望国家安定、统治长久。因此说“先王恶其乱”。
为了不让乱局发生，皇帝于是要制定礼仪规范，来调养人的欲求，使人向上追求更高尚、高雅的事物，追求个人的最终达成；在物质上，国家要尽量使得人们生活富裕，藏富于民，满足百姓三大基本欲求：物欲、控制欲和性欲。那么如何满足呢？
道理只有一个：“使欲不穷於物，物不屈於欲，二者相待而长。”物，可以理解为物质财富、经济基础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首先要搞好国家的经济，在中国要特别重视农业发展，首先保证百姓有饭吃、有衣穿，满足最低级的物质欲望。再者，要保护个人私有财产、确保家庭稳定，保护父子兄弟夫妻的正常伦理关系，以满足人们的控制欲和占有欲。第三，还要满足人们的性欲和生殖欲望，保护种族、族性繁衍生息。屈，一解说是枯竭的意思，一解说是屈服的意思。后者或许更贴近本意些：物不屈於欲，意思是说，物质财富并不是信手拈来的，要有付出才有收获。只有去生产，才能有消费，才能获取，才能让欲求和财富相伴而生，相伴而长，永不枯竭。那么，有了这种回报的关系，就会产生回报的原则、规律，这才是“礼”产生的根据。因此，礼产自颐养人欲上，人欲不穷，礼就要存在；人欲穷尽，礼就没有了存在价值。
因此，“礼者养也”。这是真理，需要细细体会。
接下来，又详细铺展开来，举例“礼者养也”的道理。这段文字，司马迁在文章开始就引述了，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作了讨论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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